北京大學前身是京師大學堂,辛亥革命后雖改名為北京大學堂,但仍保留著前清老爺式的作風,學監(jiān)與教員中不學無術濫竽充數者,比比皆是。蔡元培擔任校長后,立即進行大刀闊斧式的改革:聘請全國一流的專家、學者任教授和講師。他既聘請激進民主主義者陳獨秀、李大釗,也請籌安會的劉師培,復辟派的辜鴻銘;既聘主張白話文的胡適,也請反對白話文的黃侃;既聘“只手打孔家店”的吳虞,也請堅持尊孔復古的陳漢章。這些人大多是富于剛直孤僻個性之人。然而,恰恰是蔡元培的“聚攏”藝術,形成了北大兼容并包的學術氣象,并由此照亮了北大的學術天空。
要用好剛直孤僻的人,領導者就須有寬容之胸;蛟S,這些人“頭硬,脾氣臭”,有時甚至會“當面頂撞領導”,但只要這些人踏實工作,且出發(fā)點是好的,又何以不能給予寬容?唐初政治家魏征,先后任諫議大夫、秘書監(jiān),參預朝政。他個性耿直,敢于直諫,多次拂太宗之意,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征“犯上”,且所言多被采納,不啻因為唐太宗肚量大,也是因為魏征所言利國利民。
然而,說說容易,做起來難。有的人因為礙于“面子”、“架子”,往往會記恨于剛直者的“不敬”和“冒犯”。同樣是寫詩作詞,在唐朝詩人筆下,許多“諷諫諸章”“反復及言”,“上面不以為罪”。然而,至隋、明則“不必爾也”。隋煬帝曰:“有諫我者,當時不殺,后必殺之。”明朝詩人高啟因寫《宮詞》,為朱元璋猜忌而被腰斬。隋朝、明朝的當權者,之所以“秋后算賬”,皆是因為氣量狹小,故而“以主驕臣諂”、“不聞其過”,以致“亡天下”。
自然,剛直孤僻是一個人的性格,這并非意味著可以對其弱點和問題放任不管,而是要加以引導,該堵的堵,該疏的疏,幫助其克服缺點和不足,抑“短”揚“長”或變“短”為“長”。
陶鑄在主持中南局的工作時,可以說是知人善任。當時中南局機關是從五。▍^(qū))和中央機關陸續(xù)抽調干部組建起來的。調集的人員中,有德高資深的老干部,有能獨當一面的“將才”,有具備專長的“謀士”,還有大量從事各項業(yè)務的一般工作人員,各自的經歷、特長、氣質和性格是有很大差異的。面對這種情形,陶鑄在選用人才時,不贊成重用所謂的“老實聽話”的人。為了開導大家,他風趣地說:“如果講老實,廟里的菩薩最老實、最聽話,但辦不了任何事。”善于使用包括剛直孤僻在內的“各自經歷、特長、氣質和性格有很大差異”的人才,給他們展示才華的機會和舞臺,觀其大節(jié)、略其小故,充分挖掘他們思想上、工作上的閃光點,發(fā)現(xiàn)其可貴之處、可用之處,這便是陶鑄用人給我們的有益啟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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